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六章 电影编剧

再问许国，许国比较“老狐狸”，答：“好似是。”敬上老酒一大杯，许酒后吐真言：“好似追过陈思思，唔！又好似是夏梦。”

再问倪匡，倪匡比较老实：“好像追过夏梦……”

金庸对这件往事，一直都没有提起。但在他的小说里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。“射雕”里的黄蓉，“神雕”里的小龙女，《天龙八部》里的王语嫣，无论一颦一笑，都跟夏梦相似。

他在“长城”的同事，后来在《明报》工作多年、以写“哈公专栏”出名的许国说：“查先生是一个专于感情的人，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，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，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，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、小说家，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。”

与金庸有交往的台湾女作家三毛说：“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，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、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‘情’字。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，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‘情缘’的描写。”

他对情感生活向来讳莫如深，这件事也没有听到过他本人的任何说法，但他的老朋友、老同事都隐隐约约，没有否认，该不是空穴来风，内情只有他心中最清楚。

他离开“长城”、自办《明报》后，对夏梦的关注也是异乎寻常，1959年6月8日，《明报》初创不久，就在二版的副刊刊登了《夏梦练舞》（署名“黄蓉”）和夏梦的签名照片，说她每天练双剑对双鞭，把“美”与“勇”结合，同时学技击和舞蹈。

1961年3月9日，《明报》头版的“伶星专栏”报道“《王老虎抢亲》演职员设宴谢师，夏梦领娘子军表演惊人酒量”，说《王老虎抢亲》公映以来，盛况不衰，昨日进入第二周，仍场场满座，主要演员夏梦、李嫱等昨晚出席谢师宴，开了三桌，感谢京剧名票、梅兰芳的徒弟孙养农夫人胡韺，金庸作为导演和胡小峰一起出席。夏梦在片中演男角周文宾，银幕下的夏梦别有风韵，分别用国、沪、粤语招呼嘉宾，她与几位“长城公主”酒量惊人，逐桌逐人敬酒，少说三十五人。当晚合影时，金庸、夏梦都站在第一排。

1962年秋天，夏梦有一次长时间的欧洲旅行，《明报》不仅追踪报道她的旅行踪迹，而且还在显著位置腾出版面为夏梦开辟专栏，刊登她旅行中的来信。

10月1日刊登《夏梦谈巴黎近况》，是她9月24日、25日的来信，说到登埃菲尔铁塔、在路边咖啡店喝酒、游莱茵河等。10月13日刊登《在伦敦误进谋人寺——夏梦归鸿之二》，是她10月3日的来信，她在蜡像馆看到的近代人物，都跟新闻片里看到的一样，像极了。“中国人只有周恩来一个，倒不太像。”10月14日刊登《看脱衣舞要懂行情——夏梦游记之三》，她10月6日来信说到，最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住过的茅屋，附近有戏院，专演莎翁的舞台剧。10月25日刊登《夏梦将倦游返港》，是她10月20日从德国的来信。

《明报》为一个女明星开旅行记专栏还是第一次，以后似乎也未见。夏梦的消息不时出现在《明报》头版的“伶星专栏”，事无巨细，如《夏梦穿百镑衣》《夏梦买马，乱石投林，美容秘诀，敬远脂粉》……

1967年9月，“左翼首席红星”夏梦在拍了四十二部影片之后，结束十七年的影坛生涯，告别香港，随丈夫移民加拿大。当时正值“五月风暴”，成千上万的港人移民国外。《绝代佳人》在内地已受批判，夏梦以怀孕为由拒绝参加左派发起的示威。9月27日，《明报》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“本报特稿”，独家报道《夏梦已往加拿大》。9月28日，又在第二版头条报道陶铸欣赏这个古装美人的消息。不仅如此，这一天，《明报》还异乎寻常地专门刊登了一篇诗意盎然的社评《夏梦的春梦》：

她这次离去香港，离去她所赖以成名的长城电影公司，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，特别是在这斗争之火燃遍了左派的圈子时，这一离去，也许还会有一阵清凉的感觉。……

事实就是这样，由于香港是一个具有极大自由的地方，任何人不仅可以有居留的自由，也有迁徙的自由，不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；或者是“在居留与政治活动两者发生矛盾的情况”之下，有抉择去留的自由。……夏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飘然远引的，也可以这样说，这是香港的自由给予了她最大的方便。

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，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，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，可是，她终于走了。这其中，自然会有许多原因，在我们的想象之中，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，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，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，毅然抛弃一切，还于幽谷，遗世独立，正是“去也终须去，住也不曾住，他年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”。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。

《明报》社评向来评述社会大事、国际风云，为一个女明星送行，这是仅有的一次破例。

夏梦去国，《明报》依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。1968年1月31日，头条专讯报道夏梦在美国怀孕过关，将在美生产，一家大小在华盛顿定居。一年后，1969年2月17日，《明报》头版头条报道《客居长寂寞，欲作还巢燕，夏梦将返港拍片》，说她这次回港，是因她对脱离左翼仍能在港安全生活满具信心。次日（2月18日）在报头边上刊出一则简短的独家消息《夏梦先头部队林葆诚已抵港》。直到1978年夏梦才组建了青鸟电影公司，投拍第一部电影，由许鞍华执导，电影片名《投奔怒海》就是夏梦特地请金庸改出来的，大概在1982年。倪匡说：“他这一生对电影最大的贡献，只怕是把原来叫《船民》的一部电影，定名为《投奔怒海》。‘投奔怒海’如今已成为某种行动的专门名词了，影响无比深远。”

三、《射雕英雄传》

自1957年元旦以来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一直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，偶尔金庸生病才会停下，比如1959年4月18日，编者告白，“金庸先生因病，‘射雕’暂停两天”，4月20日恢复。1975年12月，他在“射雕”修订版《后记》中说：

回想十多年前《香港商报》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，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，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，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，心头甚感辛酸。

“射雕”中的人物个性单纯，郭靖诚朴厚重、黄蓉机智狡狯，读者容易印象深刻。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，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。大概由于人物性格的单纯而情节热闹，所以“射雕”比较得到欢迎，曾拍过粤语电影，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，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，曾译成了暹罗文、越南文、马来文（印尼），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《江南七侠》《九指神丐》等种类也颇不少。

他的叙述虽然语意平淡，却可以想见《射雕英雄传》大受欢迎的程度，不但风行香港，而且波及东南亚。每天的报纸一出来，很多人会首先翻到副刊去看他的连载。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，多半与小说中的人物、情节有关。人们一路追看下去，看过一遍不过瘾，又看第二遍、第三遍，看过连载，又看每“回”一本的小册子，还要看最后结集出版的单行本。曼谷每一家中文报纸都转载他的作品，并在报馆门口贴出前一日和当日连载的作品。当时各报靠每天往来于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香港的报纸再转载，但到了小说的紧要关头，有的报馆为了抢先，不再坐等班机到来，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，通过电报来发表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，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。“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，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”，可见他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。

在郭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金庸自己的影子，他说：“写郭靖时，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，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。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，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，却有毅力，锲而不舍，在困难面前不后退。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，不求速成。”

他笔下的武功当然出于他的想象，但是细心的人还是发现了这些武功的源头，在形的方面，主要取自舞蹈，在神的方面则来自哲学思想，特别是道家思想。黄蓉的武功基本上就是舞蹈，“兰花拂穴手”这个名字就有舞蹈的姿态，“落英神剑掌”的身法如同落花。桃花岛上，黄蓉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——

但见她转头时金环耀日，起臂处白衣凌风，到后来越舞越急，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花树，树上花瓣乱落，红花、白花、黄花、紫花，如一只只蝴蝶般绕着她身转动，好看煞人。

对她武功的想象也来自舞蹈。洪七公教会黄蓉的“逍遥游”掌法（初名“燕双飞”），两人同练，“并肩而立，一个左起，一个右始，回旋往复，真似一只玉燕、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”。

金庸说，小说里面的招式，大多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，就在成语或者诗词、四书五经里面，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。有时候找不到适合的，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。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，因为中国武术的一般招式总是形象化的，根据那个名字，大致可以把动作想象出来。

倪匡说：“在1957年，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《射雕英雄传》的，简直是笑话。”金庸创造了一个神话，这是他意想不到的：

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，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，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，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……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，颇有发挥想象、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。

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《新晚报》做副刊编辑，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，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，就一路写下来了。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，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。他的作品“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，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，是随意发挥”。“真正的宗旨，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、崇高思想，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，觉得人生在世，固当如是。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，作者自己也做不到，但若能引起‘心向往之’的意念，那也是达到目的了。”这是他内心的独白。还有一层意思，他没有说破，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未必是有意的，却处处流露出来，那就是他的故国情怀、乡土情结几乎浸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开篇——

钱塘江浩浩江水，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，东流入海。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，叶子似火烧般红，正是八月天时。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，一抹斜阳映照之下，更增了几分萧索。

乌柏树是江南的一个树种，南朝《西洲曲》中有“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柏树”的诗句，这是金庸魂牵梦萦的故乡风物，是他永远的梦，一打开记忆的闸门，他往往身不由己回到儿时熟悉的那片土地，回到少年时一再仰望过的天空。一个出生在世代读书人家，在战乱中成长起来、饱经忧患的读书人，因为大时代的变动，漂泊异乡，在小小的香港落脚生根，但他身上的文化因子全部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。从《书剑恩仇录》到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传达的首先是他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，武侠小说仅仅是一个载体，一种市民文化的载体，他把内心的伤痛、时代的疮疤都寄寓在这一高度市民化的载体中，这一切，他本人也许完全是无意的。

（郭靖）当下昂然说道：“……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人死之后，葬在地下，占得多少土地？”成吉思汗一怔，马鞭打个圈儿，道：“那也不过这般大小。”郭靖道：“是啊，那你杀这么多人，流这么多血，占了这么多国土，到头来又有何用？”成吉思汗默然不语。

郭靖与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纵马驰骋，留下了这番对话。金庸在战乱中痛失慈母，大动荡好不容易结束，父亲又遭不测，乱世的痛苦使他对功与罪、是与非有着自己的看法，“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”是他深入骨髓的体会，他厌恶一切剥夺人类生命与幸福的战争，他鄙弃白骨换来的英雄，他借郭靖之口否定暴力与杀戮，写出了对和平的全部渴望，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的呢？

他一而再地提起兵火过后，到处是断墙残瓦，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。这都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，是他铭心刻骨的记忆，他曾说，“若非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，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”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结尾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，“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，不禁感慨不已”。这正是他自身的感慨，他的伤痛、时代的伤痛尽在其中。

1959年5月19日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在《香港商报》刊完862段，那正是《明报》创刊的前一天。金庸在“全书完”后面有个告白：

各位亲爱的读者：我在本报撰写《碧血剑》与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前后已近三年半，承蒙各位读者不断地来信指教和讨论，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，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。……我和《商报》同仁以及《商报》的读者们交情已不算浅，本来应该续撰新作，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，将来一俟有暇，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。

随着《明报》的问世，金庸当然不可能再为《香港商报》写连载了。

四、《雪山飞狐》

1959年2月9日，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《雪山飞狐》开始在《新晚报》连载。

故事本身不过是一个俗套，江湖恩怨、武功高低、藏宝图等，但在这部不算长的作品中，他引入了一些新的写作手法，比如完全采取倒叙的方式，改直写为暗写。比如将说故事与戏剧的方式结合起来，借“一天”来表现一百多年，小说交代，这一天是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三月十五日，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一百三十几年。

《雪山飞狐》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胡斐，而是胡一刀，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——

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，白天激战，晚上抵足而谈，比武历时三日，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。除了两个主角之外，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，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，描写了周围的人物，渲染了现场的气氛，又从正面、侧面，或淡描或浓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。读者看得紧张、“过瘾”……

胡一刀、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，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《罗生门》三个人讲同一件事，但讲法不同。他却说是从《天方夜谭》讲故事的方式受到的启发，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，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。

法国作家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，不管有意或者无意，他的小说受到《基督山伯爵》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，不仅表现在刻画、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、方法上，更主要的是精神、气质上的影响。按照中国传统观念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父仇子报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乃是天经地义的。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，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，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。而《基督山伯爵》表现的善恶观念，对复仇的处理，直接影响了《雪山飞狐》对人物命运的安排、性格的塑造。

《雪山飞狐》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。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，有一次与金庸见面，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，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。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，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。

到1959年6月18日，《雪山飞狐》共连载了129天，《明报》创刊已近一个月。小说最后没有肯定的结局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——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呢，让读者自行构想。

当时，金庸虽离开了《大公报》，与老同事的来往还是很多，在周榆瑞家的宴会上，他和羊朱、梁羽生谈起这个结局，他们都觉得比较新奇，虽然并非赞同。1960年10月5日，《新晚报》十周年，他写了《<雪山飞狐>有没有写完》一文，他说，写这个结尾，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纪著名的故事，公主、宫女和武士、饿狮，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的小说《中世纪的传奇》。

五、离开“长城”

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1948年底创办的，专拍国语片。1950年，张退出，吕建康、袁仰安、费彝民等重组“长城”，袁出任总经理，整个指导方针逐渐左倾，并引入“读书会”等组织，灌输红色思想，严俊、李丽华、林黛等先后退出。“长城”和《大公报》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，强调思想意义，重视社会教育，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，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“长城”虽也有成绩，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相提并论。他工作了一段时期，未免感到失望，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。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，提高卖座率，在“长城”却很难实现，他的“资产阶级思想”还一度遭到批评。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，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。

1959年，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。当初进“长城”，他以为电影圈会比较自由一些，和报馆不一样，想不到也是一样——

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，特别是在“长城”此等左派公司，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，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，当然，我不是否定他们，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。后来，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，兴趣自然大减，兼且到了五九年，左派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，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。总括来说，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，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，相反地，办小型的报纸，需款不多，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，故转而办报。

他在另一场合也说过，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间不长，“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，编个剧本要这审查、那研究，工作很受限制，那不是个适当的创造环境，我没有待下去”。

他还在“长城”工作时，《明报》就已创刊。

短暂的电影编剧生涯，金庸因受不了左派公司的思想控制而选择离开。也有人说他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情场失意，才决意离开。此后，他与左派电影圈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《明报》创刊当天仅有的两个祝贺广告都来自电影界，头版是峨嵋电影公司，第四版是新新公司，这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办的一家公司。